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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纪游图册》，可能是董其昌现存有明确纪年作品中 早的一件。但因其与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山水图册》中的多幅作品近似，围绕二者真伪问题引发了一场"双胞案"讨论。就实际情形而论，"台北本"有十九，共计三十六幅画作和两幅书法墨迹，"安徽本"仅有十六，共十六幅画作。两本中的近似作品也仅有十二幅，并非如杨岩松所说有十五幅之多。"安徽本"中有四幅作品摹自董其昌晚年的一件山水图册。"台北本"共计三十余条题跋，所含带的历史信息远远大于"安徽本"，尤其是第十九《西兴暮雪》的创作背景，涉及万历辛卯(1591年)的"争国本"事件。借助两件山水图册近似现象的讨论，深入反思当前单纯以宏观的文人画概念和笼统的笔墨趣味等标准，是否能够有效地解决好董其昌作品真伪鉴别。司马融墓志记载了其部分世系和其本人在西魏、北周和隋代的仕宦经历，为了解三国时期司马家族的历史增添了实物，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鸟形盉铭文的重新考释，尤其是铭文中出现的西周时期相关法律用语"誓"、"鞭"、"笰传出"、"出弃"等词，与已出土的金文进行比对研究，有助于对西周时期法律制度中的"鞭刑"、"流放刑"作进一步的探讨。此外，铭文中两次出现"誓"字，将铭文中的"誓"和已出土金文进行比较、归纳、研究，"誓"在西周时期的诉讼、审判等领域曾被广泛使用，表明"誓"在此一时期具有较强的法律意义和法律约束力，为研究"誓"在西周时期法律制度中的地位和法律效用了又一有力佐证。由花东甲骨文和作册般鼋铭文的记载可知，射牲礼起源不晚于商代中晚期， 初其举行的地点通常在自然形成的河流沼泽等水边，射牲结束后多伴随有祭祀活动。之后射牲礼逐渐发展完善，由麦尊和伯唐父鼎等青铜器铭文记载可以推定，至晚到西周早期，天子在辟雍乘舟射牲的仪式已明显区别于习射及以"择士"为目的的大射，其不仅与祭祀相关，且已具有象征天子亲自射猎以"示亲杀"的特点。吐鲁番阿斯塔那M14M233和阿斯塔那西区M4M49等4座墓葬在发掘报告中被认为年代较晚。但通过将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与周边相关墓葬比较可见其年代或可早到十六国早期。在西晋甚至曹魏时期，汉式墓葬已在吐鲁番出现，且与河西敦煌、酒泉等地墓葬的面貌接近，或与当时历史背景有关。关于博山炉问题，过去已有许多研究成果，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深入讨论。目前学界基本认为博山炉起源于战国时期的豆形熏炉，也有学者对这一问题不断加以追溯，并指出早在红山文化时期，便有豆形熏炉出现。以往的研究却忽略了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丛葬坑1981年出土的博山炉，与豆形博山炉在形制上存在的区别。其实目前所见的两种类型的汉代博山炉，各自的起源并不相同。博山的形象不仅象征求仙和长生，也代表了死者期望通过山岳到达天界。结合相关文献的记载，在楚汉的信仰体系中，山岳不仅是的所在，而且是通往天界的必经之路。通过汉代的相关材料，也可以看到龟、鱼或蛙等水生动物，似乎更容易与黄泉或幽冥有关，而鸟的形象往往和天界在一起。因此博山炉的鸟形饰件，在古代信仰体系中有特定的涵义，也可能是外来文化影响下的产物。抗战初期，河南省委为指导河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创《风雨》周刊，积极宣传的抗日救国纲领，呼吁各界人士团结起来，共同御敌，有力地支持了河南各地的抗日救亡工作，在抗战初期起到了积极作用。近年来，随着各地原始瓷器的不断出土以及南方原始瓷窑的发现，对于陶瓷考古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目前，学术界关于原始瓷的起源问题讨论激烈，主要集中于"南方起源说"与"北方起源说"两种观点。北方地区出土原始瓷数量多，分布地域广，主要集中于河南、山东、陕西、河北等"中原文化圈"及其附近。器形较为统一，与当地陶器、青铜礼器近似，胎质、釉色等也已有进步趋势。并且北方原始瓷主要出土于高等级的建筑遗址与墓葬中，当与其珍贵性有关。另外，将其与南方出土的相比，既有共性，又有区别。北方地区出土的商周原始瓷其产地主要是南方地区，但是不排除北方当地烧造的可能。吐鲁番阿斯塔那M14M233和阿斯塔那西区M4M49等4座墓葬在发掘报告中被认为年代较晚。但通过将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与周边相关墓葬比较可见其年代或可早到十六国早期。在西晋甚至曹魏时期，汉式墓葬已在吐鲁番出现，且与河西敦煌、酒泉等地墓葬的面貌接近，或与当时历史背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