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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珍藏有一套出土于安徽安庆元代范文虎夫合葬墓的素面玉带具。墓主范文虎是南宋与蒙元战争后期的重要 将领，掌控着南宋的存亡；降元后步步累迁至平章政事、尚书右丞，成为"南人"之中入元职者。范氏墓中出土多件玉制品也因形制特殊、质料上乘成为元代玉器研究的断代标准器。本文选取其中的玉素面带具，重新审视其出土情况以探究墓中相关随葬品的空间关系；并从当前考古出土文物、图像以及文献，对唐末五代乃至宋元时期汉地玉带具的流变一梳理；以范氏玉带为例，复原与解读唐宋时期从单鈌单挞尾"方团"玉带到双鈌单挞尾"排方"玉带的演变、使用和名谓。同时对宋元时期盛行的一类"束带"类带具也有所阐述。在二里头遗址围垣作坊区发现了一条近南北向的夯土墙垣(Q7)和墙垣两侧的路土遗迹。墙垣可能建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使用至第四期早段。道路的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三期至第四期早段。结合历年的发现，推测墙垣为围垣作坊区的西垣或西侧另一区域的东垣，道路为 ，郑州大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等对荥阳庄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一座大小城南北相连、带有多重环壕的周代城址，揭示了城壕、城墙、小城南城门和相关建筑。庄城址的发现对研究周代郑州地区封国、郑国东迁等历史问题，以及建立郑州地区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梳理南阳已发现的12座汉代彩绘画像石墓的基本情况，总结南阳汉代彩绘画像石墓在时代、分布、彩绘内容、彩绘方法、墓主人地位等方面的特点，并就彩绘画像石的主要设色分析色彩在生死观念、升仙、阴阳五行及天人感应三方面的象征意义。一号和二号基址位于洹北商城的"内城"中心。其形制布局与陕西岐山凤雏西周宗庙基址基本相同，都有多房间的主体建筑"大室"，而且还有程度不同的祭祀遗存。因此，一号和二号基址的性质不是宫殿而是宗庙。本文进一步证明一号基址有9个房间的主体建筑"大室"内所奉祀的神主，应是自大乙(成汤)至祖丁的九位直系先王，即武丁卜辞的"九示"。二号基址有4个房间的主体建筑的"大室"内所奉祀的神主应是阳甲、盘庚、小辛、小乙等武丁的"四父"，也称"四示"的宗庙。根据一号基址"大室"东西两侧通道对一号基址的打破关系，证明一号宗庙是盘庚时期始建的，二号宗庙是武丁时期续建的。洹北商城即"盘庚迁殷"的都城"殷"，年代下限为武丁早期。证明盘庚和武丁时代不仅没有始祖居中、昭穆分列左右的昭穆制度，也没有五庙、六庙。清源遗址是乌江流域的一处重要遗址。通过对其商周遗存与其他时间、空间有密切的遗址比较分析可知，乌江流域的商周考古学文化遗存都应属于三峡地区的石地坝文化，同时其陶器又深受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和鄂西路家河文化的影响，其细石器又源于川西高原传统。2年和28年，对河南偃师市首阳山4座西晋墓进行了。其中1座为单室砖墓，其余为单室土洞墓，均带长斜坡墓道。出土遗物有陶器、铜器和铜钱等，以陶器为主。M1还出土"泰始二年"纪年漆片。其中3座墓的形制罕见，应为西晋帝陵陪葬墓，对于探索西晋帝陵的地望、陵区范围以及陪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古代生土建筑是早于木结构建筑的独特的建筑形态，在豫西古代地坑院分布区域发现的清代土工营造尺，其独特的构造与刻度单元及其在地坑院建造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为研究古代黄河中游文明的发展与古代建筑史、艺术史、科技史了丰富的信息，填补了学术界的一项空白。在田家英小莽苍苍斋旧藏中，有一通陈奂致冯桂芬的信函。这封信是扬州的杨亮托陈奂向主持修纂《两淮盐法志》的冯氏说情，以便续聘杨亮等人的。结合现存几封杨亮写给陈奂的信件，基本上可以勾勒出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即杨亮、陈奂两人实际上并无深交，只不过是在之前不久才相识于南京的博山园内的。基于这样的交情，就能请托这样重要的事情，从而反映出当时底层文人学者的生活状态，实在是潦倒穷愁。而陈奂作为当时两江总督的座上客，他的这种请托，无疑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效用的。至少，在杨亮眼中，可能比其老师姚莹，一位在任员，更有效力。否则，他也不会在相识不久之后，就发出这样的请求。不过，即便如此，这封信发出之后，到底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现在已经不太清楚了。但信中涉及的《两淮盐法志》一书，事实上因为太平的攻陷江南，并没有修成，在此后不久就陷入了停顿。因此，即便是陈奂的这次请托，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事实上杨亮的生活也依旧不会有多大的改善。商周时期，吴、越两国创造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青铜文化。新成立后，随着考古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商周时期吴越地区青铜器的面貌和特点有了逐渐清晰的认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若干着录于外文文献中具有吴越风格的青铜器进行了逐一介绍，并结合考古发掘进行了相关讨论。这些青铜器包括悬鼓环、三足壶和方卣，时代分属春秋晚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悬鼓环以人物雕塑为装饰，三足壶以吴越地区的陶器为原型，方卣则是对中原地区青铜方彝的模仿和改造。这些对于廓清吴越地区商周青铜器的整体面貌、探讨吴越地区商周青铜器的特点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元代刘氏祖宗大碑22年出土于荥阳市贾峪镇白草岗村刘坟洼，至今未见着录及研究。该碑详细记载了金元之际壬辰革及窝阔台中州括民等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